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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文化運動期間發生的幾次重大爭論，在“古今中西”的大主題下，細目有異而意味實有連續性。“東西文化爭論”劃分出未來中國文化的不同取向，在西風勁吹的語境下，“東方文化派”在氣勢和輿論兩方面都不得不落入下風；“問題與主義”之爭是《新青年》同人內部的爭論，但是胡適的研究問題、追求進步之點滴累積的觀點，與杜亞泉的調適主張其實暗合。杜亞泉與胡適的區別實為自由主義中偏於保守與偏於激進之不同，其共同的哲學背景依然是進化論。隻是胡適所奉的實驗主義，不但比杜亞泉籠統而缺少條理的哲學思考更具有系統性，而且在胡適看來：“實驗主義(人本主義)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，正在修改之中，將來改成怎樣便怎樣，但是永遠沒有完稿的時期。”“實驗主義的宇宙是還在冒險之中。”⑦“問題與主義”之爭代表著《新青年》同人對於改造中國的根本方略的分歧，帶有強烈的實踐性，也超出瞭當初創辦《新青年》時與實際政治操作保持距離的初衷。胡適自然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，激進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後來都接受瞭唯物史觀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，這兩派人物都以高度入世的方式從事社會活動。以改良還是革命來從事社會進步的事業，在20世紀中國內憂外患的局面下，差之毫厘而失之千裡是自然而然的。新文化運動後期，尤其是1927年以後，按照艾思奇的判斷：“唯物辯證法風靡瞭全國，其力量之大，為22年來的哲學思潮史中所未有。學者都公認這是任何學問的基礎，不論研究社會學、經濟學、考古學，或從事文藝理論者，都在這哲學中看到瞭新的曙光。”[8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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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越提到，那個年代的很多歌曲前奏都很長，是因為那是為抽大麻的人服務的，他們有些人要保持五小時的“high”。所以，音樂的形式跟當時所有的因素都有關，不止科技。現在的歌，前奏一般都不能太長，因為大傢手指一劃就能換歌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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